汇文人的两弹一星（中）
01
东风压倒西风
随着1960年苏联专家的撤出，我国导弹与火箭的研制也面临冲击。
开国将军李福泽作为 “东风”导弹基地（后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副司令员，不久后被任命为代司令员、司令员。军人们用三年完成了苏联人十五年完成的工作，一片烈士墓地见证着他们的牺牲。在他的士兵中，校友李宝元参与了基地建设，荣立三等功；校友王大均，作为军委工程处长，也参与领导了基地建设。
建设大军进驻戈壁
“东风”导弹基地鸟瞰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功勋发射塔
1960年初，基地建设完成了，但是困难依然存在。一方面，苏联人为阻挠中国导弹试射，白白浪费了三十吨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火箭燃料液氧。当时，由洪朝生创立的中国第一个低温实验室已完成了液氧制备方法的研究，并在一座化肥厂批量化地生产了完全符合标准的导弹液氧燃料。正是这种技术，为后来的“两弹一星”研究扫清了燃料供应的障碍。
另一方面，苏联专家的撤退使得基地设备多数处于未完工状态。国防科委找到了王大珩，希望他带领长春光机所团队对这些半拉子工程进行诊断，排除故障，安装调试。在荒凉空旷气温炎热的戈壁上，王大珩奔波在相距百公里的各个设备场地，在没有资料图纸的情况下不断摸索，终于用五个月时间，使之可以投入正常运行。自此为起点，王大珩率领起一支千人规模的科研队伍，承担了“两弹一星”的所有光学任务。
1958年，毛泽东参观中国科学院成果展览上王大珩主持研制的高精度经纬仪
1960年11月5日，由李福泽指挥发射的“东风一号”导弹顺利命中了550公里外的目标。现场观看发射的聂荣臻元帅打电话向周恩来和毛泽东通报喜讯。此时，距离苏联专家正式撤出基地，仅过去73天。
1960年11月5日，仿制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02
内忧外患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时期：外部与美、苏、印等大国关系形同水火；内部由于“大跃进”和“中苏交恶”，正在面临着建国以来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即使是从事原子弹研究的科研人员也普遍吃不饱饭。
1960年代的宣传画
很多人患上了浮肿，彭桓武的脚脖子也肿了。有一次周恩来接见核武器研究所的三位副院长，彭桓武去之前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布鞋给提上。彭桓武还和同事们分享对付饥饿的办法：“去食堂要最后一个吃，早吃早饿，晚吃半小时能解决大问题，免得半夜饿得睡不着觉。”
时任导弹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向周总理求援。特批的一列车军粮很快启程开往导弹基地。可饥民趁列车中途停靠时蜂拥而上，抢光了粮食。李福泽组织党委开会，一致同意不追究此事，“老百姓不是饿急了，不会对军粮下手的”。
在此困难时期，一些领导人对核武器研发有了不同看法，而总指挥聂荣臻则主张坚持“常规武器要配套，尖端武器要研制，不能退缩下来。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将来我们的后代会骂我们的。”1961年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给毛泽东。这份报告，既表明了鲜明的态度，又是向党中央递交的一张军令状。
防原子弹宣传画
同年9月6日，美国举行了针对中国的核战争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全球美军进入战备，在舰载攻击机、轰炸机、核潜艇完成四天的持续轰炸后，出动美军地面部队，进入中国大陆……
不久，毛泽东在报告的第一页批示道：“……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陈毅的一句话流传开来：“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1961年，《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上毛主席的批示
03
大力协同
经过反复论证，中国首枚原子弹的起爆时间定在了1964年。毛主席批语中的“大力协同”被定为“两弹一星”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模式。
原子弹工程涉及的许多领域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要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完成原子弹的研制，任何一个环节卡了壳，整个项目就面临拖延甚至下马的后果。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的科研力量被调动组织起来，展开集中攻关。
首先面临挑战的是铀分离膜，它是核材料铀浓缩生产中的关键部件，但在当时，科学家们对其原理都知之甚少。乙种铀浓缩分离膜的研发任务下到了陆达建立和领导的钢铁研究院。陆达将这个保密代号为“真空阀门”的项目作为院内第一重要的项目作出了安排，并协调组织起一支几十人的科研攻关队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材料的顺利投产。以此为起点，陆达又作为冶金部总工程师领导研究了多种原子弹、导弹、通信卫星和核潜艇等国防尖端技术所急需的冶金材料，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高、中级科技人才。
位于甘肃的铀浓缩工厂
中子源是原子弹的起爆器，经过三年多艰苦卓绝的实验，一个科研小组终于拿出了合格的产品。不过钱三强深知，现有的中子源因材料原因不可复制，而中国不可能只有一枚原子弹。他找到谢家麟提出了研制中子管的提议。中子管就是一种微型粒子加速器，而谢家麟是中国粒子加速器的奠基人。在研制高能粒子加速器之余，谢家麟顺利完成了中子管的研制，并用于中国后续的核武器之上，他的研究还为我国原子弹爆炸的辐射模拟试验和其他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浓缩铀金属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提纯出来的铀235将要被冶炼成符合要求的铀部件，张效忠参与了这部分的攻关。而铀部件需要经过车床加工和切削，朱日彰是这方面的专家，参与了第一枚原子弹的总装。在整个原子弹研发的过程中，都需要化学分析的支持，张志尧和他所在的放射化学实验室承担了这部分的工作。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装厂，现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原子弹研制过程
在1964年春天，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终于总装成功。来自美国的情报又摆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桌面上：美国的侦察卫星拍摄到了中国原子能相关工厂和核试验基地的活动情况，进而推断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已经箭在弦上。美国联合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制定了多种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计划，妄图以此对中国进行“核绝育”。
在这样紧张的背景下，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进入了倒计时。
04
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原子弹临近研制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形成核威慑能力。只有研发出成功可靠的载具，并能突破潜在敌人的防御才算功成。结合当时条件，导弹成为了最理想的选择。
早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时，林士谔和钱学森就是好友。1958年，当钱学森提出需要林士谔牵头建立“航空陀螺及惯性导航”研究室时，这位北航的建校教授欣然应允。惯性导航系统是导弹和火箭的眼睛，就是在这个研究室中，林士谔领导研制了一系列惯导陀螺，成为了中国航空仪表技术及惯性技术的奠基人之一。
1985年，组建北航的原八所院校航空系领队合影，左一林士谔
林同骥主持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暂冲式超声速风洞。中国早期导弹的模型都会到这个风洞里测试和调整设计。此后他一直从事导弹等航天飞行器空气动力学预研的科学探索和学术组织领导工作。
此时，张宁在参与导弹的整体设计，姚德源则在研究通过优化设计来减小导弹的震动，洪朝生制备液氢的方法已经研制成功，被应用在中国自己研制的导弹燃料上，马翰秋除了领导研制导弹上的舵机之外，也参与了地面设备的研制工作，而高紫东则在火箭制造厂中忙活，参与导弹的总装。
在1962年，中国的第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被竖立在了发射台上。可是发射几秒钟后，导弹就像喝醉了一样，摇摇晃晃，冒着白烟，坠落在发射阵地前，炸出一个两米多深的大坑。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导弹首次试验失败
在场的专家们有些眼睛红红的，有些失声痛哭。聂荣臻元帅在电话中叮嘱道：“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性……一定不要往下追查责任。”在那个年代，人们最怕的就是无限上纲，当年的亲历者们，总念念不忘聂荣臻元帅的这句话。
专家们经过调查研究，多数人同意新的导弹研制不应是来自于小修小补，而应重新来过，重新审查设计，重新对各个分系统进行地面试验，后来的航天人称这样的过程为“归零”。“归零”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当发动机在地面试车屡屡失败时。钱学森晚年回忆，那是他一生中最难的时候。一种声音开始发酵：“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刚回国的时候，陈赓将军就这样问过他。他的回答是：“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终于，在1964年6月29日，在发射司令李福泽的指挥下，在王大珩主持研制的光学仪器、罗东进主持研制的红外雷达和陈昊苏参与研制的地面雷达的共同注视跟踪下，“东风二号”导弹准确击中了1200公里外的目标，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又连续发射了7枚导弹，成功了6枚，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导弹。
